【教育老炮开讲】两个老炮儿谈教育——教育残酷竞争的背后(2019.6.25)

2019-07-08

导语:今天这篇文章比较特殊,可以戏称为“老炮儿双响”。前几日和老朋友黄东辉先生一起品茶,聊起了当下的中国教育,谈性颇浓,竟至深夜而有余味,东辉老弟机锋言语、真知灼见,英雄所见略同。午夜至住所,我竟不能寐,属文记之。


因我俩观点几乎相同,此文并未采用对话体,只将我们两位老炮的共同观点罗列于此,行文逻辑也不讲究了。


附:

黄东辉——CMC(剑桥公学)中国区总代表、副教授、哥伦比亚教师学院访问学者、曾任北京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副校长、华夏幸福基础教育中心总经理。


赵晓林——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软云研究院院长、海利华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原京翰教研院院长。


核心观点:

1、不知国运,莫论教育;

2、“互联网+”不是高科技,“互联网+教育”也不是;

3、互联网企业的高薪酬摧毁了实业从业者的薪酬自尊;

4、中国教育的硬投入大多投错了方向;

5、对教育而言,技术焦虑是伪焦虑。


正文

中国教育的激烈竞争曾被归结于我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事实真的如此吗?假如僧多粥也多,狼多肉也多,还有什么竞争的必要? 让我们把教育竞争门帘掀开一条缝,窥探其残酷竞争的背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一、中国面临的挑战

不知国运,莫论教育。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中国进入全球化后,曾一度成为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今天这种依赖仍未减轻。


中国与日本一样,辛劳的国民通过艰苦劳作赚取美元,作为中国工业化起步的经济基础。两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早在80年代就已占据过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而中国今天仍在产业链中下游徘徊,至今没有改变。这意味着中国是依靠大量中低端企业在赚取美元,而这些挣来的美元,作为中国的外汇占款,成为了人民币发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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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扩张与资本泡沫

中低端外贸企业带来的美元越多,客观上会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不断扩大的美元顺差为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提供了依据。


如果中国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扩张就会快速成为现实,国内资金将会向能够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资产泡沫会快速形成,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的挤压


这就是一个箍在中国身上的魔咒般的怪圈陷阱——相当于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成为了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又引发资产泡沫,泡沫抬高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吞噬中低端制造业利润,阻碍了产业升级的机会,降低了获得外汇的能力,从而动摇中国货币发行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前期4万亿金融宽松政策导致的房地产资产价格急速上升,对长珠三角外贸制造业造成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为什么本可渐次进行的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却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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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知的代价——正中美国下怀

中国的外贸出口,是美国信贷福利制度(维持美国中下层群体超前消费物美价廉商品及服务并维持福利的关键)得以维系的必要环节,也是维持中国外汇管理模式的关键——人民币的发行与外汇收入挂钩。如果出口下降,外汇收入下降,以外汇占款为依据的人民币发行就将受到影响。采用财政投资刺激政策,如果不能投向制造产业,结果就是上面已经发生的逻辑和后果,这才是真正的危机。这就是制造业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重要性所在。(也是德国重返工业化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并非一个外贸强国。如果中国境内资产泡沫继续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国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这正是美国的政策取向。美国在政策上极力希望摆脱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以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这是美国存在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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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烙饼卷手指头的悲剧

不能简单粗暴地人为将传统制造业与高科技产业对立起来,不应在两者间采用零和主义。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的一个必然发展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观点深受美国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是不懂中国现实,缺乏经济学常识,更是中国无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无知表现。


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来识别它们,而不是让首长来评判它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要顺势而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级空间,要允许这些行业的企业家去探索升级,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赶走。美国康宁公司Corning,以玻璃为主业,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仍然在这个榜单中,是名符其实的长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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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讲玻璃这个行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Corning,今天的iPhone都无法生产出来。我们在Fortune 500的榜单中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长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种伟大的进步。


二、"互联网+"不是高科技,“互联网+教育”也不是

1.中国互联网企业不是高科技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绝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都处于信息产业的第二阶段——应用阶段,而不是信息技术的第一阶段——研发,标准,专利和制造。

这些应用层面的互联网企业跟“高科技”完全不沾边,看看华为就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了。而目前的"互联网+教育"更是互联网应用层上的简单堆叠应用,是噱头多于实效的混饭吃的东西(教育基本不可量化和标准化,更不能制造),与高科技更是离题万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与教育无关,不但不能解决教育问题,反而会增加其负担,把教育残酷竞争局面推向极致,使本就不平衡的教育更加不平衡,使本就不按规律办事的教育更加跑偏,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并引发新一轮的腐败和不公,消耗本就不富裕且已经浪费巨大的可怜的教育经费,把本就脱离轨迹的教育推向更不着边际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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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些互联网企业所获得的资源、具备的影响力与它们的行为方式之间难以匹配,德不配位,难以自圆其说,令人失望至极。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发展是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个典型反映,而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必然伴随短周期的不断重复,短周期重复是其规律。


2.必须抑制互联网资产泡沫

抑制互联网资产泡沫同抑制房地产泡沫一样,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关键挑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至今远非全球化的企业,只要看看它们的海外收入占比,就知道它们主要是因为国内政策原因才在中国封闭的市场内迅速实现了行业的寡头地位。纯属自娱自乐。


国内有观点认为,对于新兴行业,使其自由竞争,哪怕中间有大量的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一定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个别行业短期过度资本集中所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发展的冲击和破坏。过去十年,有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发图强的中国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优厚的薪酬,转投互联网企业门下,而这十年导致的芯片行业人才缺口,又要多少年才能得到弥补?而这些所谓优厚的薪酬,往往不过昙花一现。如果中国仍以美国模式为追求,那就必然将要承受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这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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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国教育也不能过度追求新异。很多人(包括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都在大肆渲染中国教育正在重构这个命题,其实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伪命题。中国教育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中国教育需要从最基本的认知层面进行补课。教育思潮太多,一直是中国教育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磕磕绊绊的症结所在。思潮不是思想,基于常识指向终极的具有体系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才是思想,各种思潮对教育的折腾可以休矣。


“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充其量是教学形式的优化,远不能涵盖教育这个宏大的命题,之所以有如此热度,很大程度源于投机者不遗余力的“商吹”。


三、中国教育残酷竞争的背后现实

这种偏执的不顾规律的政策导向,导致资本过度集中在政策催生(非市场识别的)的个别领域,例如互联网,使资本补贴下的该领域的从业者可以获得短期优厚的薪酬,人为地促使短期的个别行业人才聚集和专业选择性聚集,这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加倍地冲向功利化和短视化,造成人才培养的短视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是中国教育竞争异常残酷的根源


教育领域的竞争程度与环境的形成,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太多人力,因此人人得而争之。要从根源上解决中国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问题,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上。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也就是说这些产业薪酬上升的空间仍然非常大,在此时放弃大海而追逐河流,无异于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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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但这不代表只要称为“互联网”就是高科技。这种五岁儿童大概都能明白的逻辑,在中国却要反复解释,事实上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即“互联网”行业套利者众多,消耗掉的,却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辛劳积攒的财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变革,有赖于年轻的企业家们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赖于他们反思自己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原因。


当其他行业仍在砥砺奋斗之际,如果互联网企业家们仍然习惯于美式优胜劣汰的思维,以自由市场竞争为理由,不断地将自己的员工和利益相关方视为前进中的“负担”,仍然不断利用今天互联网媒体的便利来控制和影响公共舆论,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软文公关而不是研发拓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予互联网企业这么多的特权呢?


1.我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企业对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侵害远远超过欧美各国而无法受到足够监管。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类似于被美国民众深恶痛绝的“发薪日贷款”竟然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互联网信贷。


我们丝毫不理解,在普遍拥有微信、支付宝的正常消费信贷额度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互联网信贷企业能够盆满钵满,这些信贷需求到底是什么?用途到底是什么?对那些极力推动扩大消费信贷的观点,是否也是以美国的信贷经验来作为理由呢?中国有怎样的基础,能够建立美国那样的信贷福利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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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教育的硬投入大多投错了方向

曾几何时,终于突破4%的教育投入占比让人们欣喜万分,但我们发现这些教育投入大多投入到了校舍硬件上,学校变得愈发豪华起来,教育却愈发变得浮躁和迷茫起来。


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是很少出现豪华学校的,他们的投入更多地放在了对人的投资上。西方的教师群体无论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是很高的,是衣食无忧和备受尊敬的一个社会阶层。


而中国的教师群体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社会阶层。一个模棱两可的“不低于公务员水平”的概念让教师的真实收入停留在低收入水平阶段;优秀学生无人报考师范专业,教师群体成为三流人才集合;没有惩戒权的教师在与学生和家长的关系中成为弱势群体,教育行政体系强烈的官本位色彩让教师愈发卑微;所谓的“蜡烛精神”在道德层面上绑架着教师生活的所有方面;教师业余时间的专业创收统统被视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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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高教师工资水平,以经济地位获得社会地位,这才是中国教育真正的硬投入方向。只有如此,教育才会聚拢人才,才能形成优质人才培养传递链条。英国剑桥公学的一位教授说过一句令我们深思的话——“我们从来不会把教育经费用在水泥和砖头上”。


3.对教育而言,技术焦虑是伪焦虑

技术永远不会成为教育的核心焦虑。教育科技是用来完善优化教育逻辑的,科技不能成为商业模式。继互联网之后,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作用又被很多人无限夸大,大有一种一旦落于潮后就会大难临头的样子,这其实是对教育规律和功能的一种严重曲解,至少是一种肤浅。


教育的核心功能是引导学生认知世界和领悟社会,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交流的。技术可能改变教学的效率,却很难代替人与人的交流从而达成“育人”的目的,我们很多人都把“教学”扩大为了“教育”,这种认知是极为错误和危险的。如果说技术真能产生焦虑,那也是因为其隔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而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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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还有希望,对吗?

我们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朝一日能够为自己正名,只有当它们能够远洋出海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战而获胜后,才能真正获得国民由衷的赞赏


我们由衷地希望,中国教育能以美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教训为戒。这两项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绝对无法依靠自由市场去实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底线。我们要充分理解美国教育曾经成功的真正经验,要充分了解欧洲、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现状,要充分认识今天中国国民在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压力。中国不是韩国,不是仅有六七家财阀企业可供职业选择,完全不需要出现这样的教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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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不要让广大的教师群体产生焦虑和失落;

我们希望,不要让我们的校长深陷“官本位”的焦虑之中;

我们希望,不要让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迷失在反复变化的教育政策之中;

我们希望,中国教育逐渐变得沉稳和平和,回归到常识。


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需要一些“正常”的企业了,教育产业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华为有这样特殊的情感。